傲“西”應該，但只應在戰(zhàn)略層面

　　與眾多受過法律系統(tǒng)教育的法律人一樣，我從來不認為存在著完美的制度，電信法律制度的領先性是相對的，即便是發(fā)達的美國也是這樣。實際上，美國問題與爭議比中國要多得多，這就好比“半徑越大、圓周就越長、圓內(nèi)外交界部分就越多”一樣。批評美國電信法律制度對中國的發(fā)展意義不大，僅僅在政治層面具有局部的、短暫的象征意義，而用美國電信法律制度中“好”的制度安排，聚焦長期困擾中國電信業(yè)的深層次問題，則具有積極意義，是廣大電信用戶的福音。這里向民粹主義者建議：少談些抽象主義，多研究些具體問題。美國電信制度中好的規(guī)則為什么不能借鑒？任何理性的人都應當支持學習他國好的法律，實際上，包括合同法、公司法在內(nèi)中國的許多法律都是從國外借鑒引入的，怎么電信法就不行了呢？這與“崇洋媚外、抹黑國內(nèi)吹捧國外”有關聯(lián)性嗎？

　　一個國家手機信號的好與壞，除了這個國家電信法律制度的完善性與完備度、市場有效競爭程度之外（這兩個因素美國比中國的正相關性更高），至少還要受到十幾個因素或情況的影響，而這些因素或情況與電信監(jiān)管制度無關，也超出了運營商的控制。也就是說，若將某個國家的手機信號視作一個函數(shù)，那么，電信法律制度和市場有效競爭僅僅是其中的兩個變量，此外還存在著十幾個變量，手機信號好與壞屬于“多因一果”。若反過來，僅僅依靠“手機信號的好與壞”來推斷這個國家電信法律制度的“優(yōu)與差”，顯然在邏輯上是完全錯誤的！

　　僅僅憑網(wǎng)絡覆蓋差來否定美國電信法律制度對中國的借鑒價值和移植意義，就普通手機用戶而言，完全無可厚非，但是對電信業(yè)相關人士來說，則令我十分費解，讓人難以在“無知”與“別有用心”之間進行判斷和選擇，難道還存在著第三種可能？

　　設想一下，假如XXTV記者在大街上攔住手握手機的行人問道：“中國三大運營商的手機信號秒殺美國，你幸福嗎？”有的人回答：“我幸福”。猛然間，一位學生模樣路人主動上前答道：“我姓曾”，然后匆匆走開。他這是什么意思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