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時距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尚不足兩年，但仍讓居于美國市場霸主地位的思科，開始警惕。
最終，華為與思科在2004年7月底達成最終和解協議——華為沒有侵犯思科的知識產權，但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、用戶手冊、幫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碼，以消除思科的疑慮。
而法庭簽發(fā)的終止訴訟法令，意味著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訴訟。
思科轉向
此后，思科的“戰(zhàn)略”開始轉變。
據Opensecrets（數據來自于美國參議院公共文獻辦公室）統(tǒng)計，從1998年至今思科合計達1572.5萬美元的游說支出中，有三個波峰，分別是2004年的138萬美元、2007年的164萬美元和2011年的280萬美元。
2004年恰是思科與華為知識產權訴訟白熱化的一年，2011年則正值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對華為、中興啟動調查。
公開報道顯示，以2011年為例，思科除自身投入280萬美元之外，還雇傭了Alpine Group、Capitol Counsel、Capitol Solutions、Ernst & Young、Franklin Square Group、Ryan。Mackinnon et al等6家機構，所支付的游說支出從2萬-24萬美元不等；2011年，受雇于思科的專業(yè)游說人員合計達到27人，游說對象包括美國參議院、眾議院、聯邦電訊委員會（FCC）、商務部、美國電信與信息管理局（NTIA）等。
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還表示，在美國國會報告所涉及的基礎設施設備市場上，原來的朗訊、摩托羅拉相關份額已先后被并購或收購 ，“思科雖其交換機、路由器仍在美國市場占據主導地位，但華為極具性價比的產品令其倍感壓力”。一位業(yè)內知情人士介紹，部分華為產品的性能與思科相當，價格卻低20%-50%。
事實上，思科在其截至今年7月28日的2012年年報中明確指出：“我們已經體驗到了來自亞洲尤其是中國競爭者以價格為中心的競爭，我們預計這種競爭將繼續(xù)下去。”
2009年之后，華為加速向企業(yè)市場拓展；2011年，華為確定運營商、企業(yè)、消費者三大業(yè)務板塊，從電信市場進一步向企業(yè)級、消費者市場拓展。這讓華為與思科，再次走到新的競爭節(jié)點。
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表示，在2012年3月華為被禁止參與澳大利亞NBN項目投標時，思科CEO錢伯斯就在拒絕就華為安全問題作評論的同時，給出了一個相對不太直接的說法，“華為有信任問題”，并認為澳大利亞禁止華為參加該項目“有意思”。
“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，與此次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調查報告的論調十分相似。”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說。
邊界何在
方興東認為，思科的路由器在中國的存量市場份額超過6成，按照美國國會的邏輯，其對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潛在危害不容小覷。
“中國在信息安全方面對外國企業(yè)基本上還沒有安全審查機制。”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究員倪光南對記者表示。
方興東表示，美國有一整套保護國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機制，產品進口審核、源代碼托管等都可以借鑒。
倪光南認為，拋開遏制中國企業(yè)的動機因素，美國在信息安全保護上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，第一是有強烈的信息安全、信息主權意識，并有頂層戰(zhàn)略指導，如著名的“網絡空間國際戰(zhàn)略”；第二，是有一整套措施保障落實，例如“愛國者法案”賦予美國情報部門具有審查各種信息的權力。
在組織上，美國最高的機構是四星上將領銜的“網絡戰(zhàn)司令部”；在底層，一些大企業(yè)常有CSO（信息安全官）一職，他不僅要對本單位信息安全負責，還要向上級安全部門負責。
不久前，谷歌和微軟承認，它們根據美國“愛國者法案”的規(guī)定，把歐洲資料中心的信息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。
